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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仲明先生，纯粹是文字之交。要说这段缘份，还要从我幼年时的一段经历说起。

   我幼年时，父亲曾课我学书，督之甚严，如果哪天临帖数量不够，必受皮肉之苦。那时每日临帖，只是应付差事，不觉其乐，颇觉其苦。稍长之后，父亲开始任我自由发展，便把笔墨纸砚一股脑抛在脑后。一年多以前，忽然想起幼时情景，兴起了重拾笔墨的念头。二十多年不动笔墨，写起来自然是歪歪扭扭，不像样子。但是却乐在其中。

既然兴了心，上网之时，对于涉及书法的博客便会留心观看。 仲明先生的博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到的。但是，仲明先生是知名的书法家，我是个初学者，在书法上，我们不在一个平台上，没有对话的基础。所以看仲明先生的博客，我只是默不作声地观摩，暗地里揣摩他的提按，从不留言。虽然，除了书法作品，仲明先生的博客上还有不少他的文章，我也从其文之中读出了仲明先生鼓荡不平的心气。但是一来是天性疏懒，二来觉得冒然留言很是冒昧，我想仲明先生一定不知道他的博客有我这样一个看客。

然而，我错了，过了不久我即发现，每次拜访仲明先生的博客之后，他必然回访，不似我那边没有“品德”（一般来说，朋友拜访我的博客我也会回访，但是经常顾不过来）。于是把自己写的不像样子的字发到博客上，怯生生地请仲明先生指点。我想那样不像样子的字当时一定让仲明先生捧腹大笑了，但是仲明先生的回复很认真：写字的所谓创作，起始犹如论文的搜集数据和资料。到颜真卿字典中找：你想写的内容，颜真卿也写过的，悉数拿来，多临几遍。没有的，找相似的笔画再合成，合成时自己必须将各部位大小比例要参照颜体的相对规律，重新组合。于是，事半功倍。

仲明先生以学术研究举例点拨，对我来说如醍醐灌顶。再临帖之时，似乎多了一点心得，字还是不像样子，但是感觉却有了。

前不久，我整理了一下学界师友对我几本小书的评论发到博客上，仲明先生看王学泰先生给拙作《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新传》所写的评论之后，给我留言，问询哪里可以买到拙作。我随即要了仲明先生的地址，给他寄了一本过去。不成想，随后就收到了仲明先生寄来的书款，这下可让我为难了：我非书贾，何故贩书？但是我理解，这于仲明先生，是一份对著书人的尊重。生活中我因沉于故纸堆，尝被朋友讥为不合时宜之人，当时心想，仲明先生，大概也是如我这般不合时宜之人罢！我当即回信说：汇款单留作纪念，汇款退回。先生亦不必为此小事挂怀，如能在书法上得先生一二指点，则感激不尽。

随后，又收到仲明先生寄来一本关于他经历的书法册，是今年来仲明先生为各地名胜题词的总汇。中有仲明先生的经历，颇为印证了我对他不合时宜的猜测。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仲明先生就是江苏第一个书法本科专业的主要组建人之一，并担任主任之职。但是后来毅然辞去主任一职，转入中文系，做了一个逍遥的读书人。在官本位盛行的今日，以仲明先生的资历，当然是可以睨视书坛了，但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说，却当然是“不合时宜”了。转入中文系之后，文学院曾拟聘仲明先生为研究生导师。又一个“不合时宜”了。且看现在大红大紫的陈丹青，请辞清华博导的举动吸引了多少眼球，引发了多少称赞。不过，说实话，不否认陈丹青在艺术上确有见地，不否认现行教育体制确有问题，但是，我更不愿随着士林对陈丹青的一片赞扬否认陈丹青此举确有炒作的考虑在内这一事实。映光兄曾经写过一篇《致陈丹青 您这架老炮还能挺多久》，我觉得是把陈丹青的问题说透了的文章。全引则太多，摘引则不能尽其意，那篇文章在网上流传甚广，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找来看看。仲明先生之举，看似不合时宜，却正是“明道正谊”之行。

看完了仲明先生的小册子，把汇款单放到书房的抽屉里，就把这事放在脑后了。不想前不久收到仲明先生的邮件，说收到我退回的汇款单，不知如何是好，已写好一条横幅，要寄给我表示谢意。横幅写的是：拔地苍松有远声。因为我名字中有一个“远”字。读书人对于这样的礼物，总是戒不掉贪心，虽然受之有愧，我还是没有推辞。收到仲明先生的墨宝之后，我写信告知：收先生墨宝，喜出望外。把玩甚久，忽然想到先生的号中也有个“松”字，一幅字含有你我各自名号中的字，看看冥冥中有一种缘分在了。

安徽琅玡山琅玡寺8米山石镌刻有“大道无边”四个大字，与欧文苏字的《醉翁亭记》毗邻，是为仲明先生手笔。仲明先生以道处世，其声必远。“拔地苍松有远声”，墨宝我得之先生，其辞我还之先生。撰此小文，聊志一段文字缘分。

人间正道是沧桑

(刊于南都周刊，发表时有删节)

1

读完牛汉的口述自传《我仍在苦苦跋涉》，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 何兆武先生的口述自传《上学记》。《上学记》出版的时候，很受士林推重，一时洛阳纸贵。相比之下，《我仍在苦苦跋涉》已经出版了几个月，似乎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

除了两本书都是由三联出版之外，两位作者和两本书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而我之所以把两者联系起来，是觉得两者可资比较之处颇多。

牛汉先生出生于1923年，何兆武先生出生于1921年，按照年龄来说，两个人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但是从两个人的人生经历来看，两个人的人生际遇迥然不同。在青年时代，何兆武接触的是西南联大的那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雷海宗、金岳霖、冯友兰（虽然何先生对冯先生有一些看法，但这种看法在整体上并不影响何先生所处的环境），也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何先生有了一生向学的志向，何先生那一代人没有能取得他们本来应该取得的成就，这里面的因素很复杂，既有时代的，也有个人的，但是总体说来，时代的因素要多一些。再来看牛汉，在他的年轻时代，因为三舅牛佩琮（曾经担任过《清华周刊》的主编，是季羡林的学长）是共产党，牛汉小小年纪就认定了共产党，把共产党的理念当成自己的理念，在那个时期，他接触的是胡风、雪峰这一批左派知识分子，这样的成长经历，基本上从一开始就奠定了牛汉之后一生的底色，昭示了牛汉后来的生命轨迹。从《我仍在苦苦跋涉》这本书来看，牛汉在晚年对自己的早年经历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可以说是回到了自己参加共产党之前的起点。他与何兆武这两个人生际遇完全不同的知识份子，在晚年却有了交汇。这样的结局，让人想起来，会产生无限唏嘘，真不知道牛汉先生在回忆人生轨迹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不过，人生经历就如同烙印，一旦打上就很难去除，这从书名的取舍这个细节上也可以体现出来。何先生把自己的两本回忆录一本取名《上学记》，一本取名《上班记》，而牛汉的回忆录则取名为《我仍在苦苦跋涉》。何先生的书名朴实平和，让人们很容易就联想起上个世纪以胡适为代表的那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办的杂志，如《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用这种风格取书名的，还有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牛先生的书名富有象征意义，很明显与鲁迅给他所办过的杂志起名字的风格相近，比如说《莽原》《奔流》《未名》《北新》，后来胡风办的一系列杂志，也基本上沿袭了这种风格。前些年出版的韦君宜的回忆录《思痛录》、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也都是这种风格。可见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谢泳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刊名中的文化精神  》，或许可以理解牛汉和何兆武这两位文化老人书名风格不同的内在含义。

2

与《上学记》相类的是，《我仍在苦苦跋涉》书中也涉及了现当代史上众多的著名人物，作为那个时代的经历者，牛汉与这些人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胡风、雪峰、丁玲，等等。从涉及的人和事上来说，《我仍在苦苦跋涉》与韦君宜的《思痛录》以及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更相近一些。

与韦徐二位的回忆录一样，牛汉的回忆录中也涉及了一些过去年代的个人恩怨，但是牛汉显然超越了这个高度，上升到了更高的境界，就像他自己书中说的：“我的悲痛，不仅仅是个人的，是历史的，社会的”、“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走出来。”也唯其如此，牛汉的反思也就非常彻底。用牛汉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含糊。“不含糊”这样的话在牛汉的口述中不止一次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这位反思者的真诚与可敬。

遗憾的是书中还是有一些人名被“×××”取代了,其实大可不必。对于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即使用“×××”，大家也都清楚是谁，当事人自己心里更清楚，对于不熟悉历史的人来说，这样做反而让他们觉得不理解。徐光耀当年写《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时候，点名道姓地批评了刘白羽，刘白羽不仅没有怪罪，反而写了一封诚恳地道歉信给徐光耀，成就了文坛一段佳话。

把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和牛汉这本《我仍在苦苦跋涉》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其实无论是像何先生那样与政治无涉的知识分子，还是像牛汉这样与政治联系比较紧密地知识分子，在1949年之后都是走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毛泽东有诗云：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读了牛汉的回忆录，借用牛汉的话，我把诗改了一下：牺牲个人成全党，人间正道是沧桑。用这句诗来提炼牛汉这本回忆录，倒是贴切的很。

 丁东和谢泳出现在当代学术界可谓异数：丁东虽然曾身在学术体制内（山西省社科院），但是若不刻意提醒，大概多数人会忽略丁先生这一身份，因为丁先生每立一言、每叙一事，莫不从民间立场出发，其从事的学术活动如促进民间出版、打捞民间记忆等等，更是给他带来了美好的声誉；而谢泳早年身处（学术）体制之外，多年来对学术孜孜以求，最终跻身于大学教授之列，其学术论文专著立论之严谨、论证之繁复，海内外皆有共识。

我常常在不同的场合说起丁东和谢泳其实代表了两种典型的知识分子： 丁先生是学术活动家，是起而行之的典范；谢先生是潜心书斋又不忘现实的典型。两位先生早年同在太原，与高增德、智效民等诸多同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形成一个令士林瞩目的知识分子群体。几年前我曾去太原，躬逢其盛，颇感艳羡。之后丁东进京，谢泳入厦大，这种局面有些改变，过去大家一起坐而论道的时光成为回忆。不过，在互联网时代，地域上的距离并为成为丁东和谢泳继续交流合作的阻隔，几年来，两人在中国青年报上上演了一出学术双城记，以对话的形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近日结集为《文化十日谈》和《教育放言录》，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书拿到手中已有时日，却迟迟没有写出只言片字，一来是觉得与二位先生相识即久，交流起来颇为方便，便有不假文字的偷懒想法，二来是对于二位先生的理念谙熟于心，一时找不到新的角度下笔。每每欲操刀，又每每掷笔。

正如徐友渔所说：“对于现代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丁东、谢泳的言论是最值得注意的评论之一。”确实，翻阅二位先生对于教育、文化乃至社会各领域内的发言，均有切中时弊之感，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感觉，那就是书中文章，多有主题先行的味道，我的理解，这种风格，正是基于二位先生共同的理念。然而，这种理念，深究起来，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异于当前盛行的意识形态的思想资源。或当下意识形态的语言简言之为左右，说二位先生属于右派阵营当无异议，看书中言论，有这样的倾向：即凡是左派支持的就反对，反左派反对的就支持。谢泳先生有一篇《倒过来看中国现代历史》的文章，特别能够反映这种倾向。当然，这种风格，或许是因为现在报章对于文章字数要求的限制，无法充分展开阐述而造成的。

丁东和谢泳所倡导的“教授治校”、“书生论政”以及“现代人权意识”等理念无疑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但是，这种单纯的理念性倡导却让我想起阿克顿的历史解释模型。诚如阿克顿在论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指出的那样：“如果单纯追求普遍的善，必将损害分立的、大有区别的各阶级的利益，到头来法国会丧失一切阻止邪恶的手段。”阿克顿说的是法国，不过把这句话移用于今日中国，同样适用。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各阶层的利益划分从未有如此多元化、利益冲突也从来未有如此复杂过，面对这样的状况，单纯的理念无疑无法化解现实层面的问题。而在另一个层面，正如阿克顿对于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的反思一样：罗列一些有关生命、平等、自由、财产权的基本信条，但其“意图和内涵”此后并未得到司法实践或修正案的不断解释和充实，使之成为政治生活的有机成分，而是只作为空洞口号而存在。一句话，丁谢二位在书中所表达的这些理念，若没有制度保障的滋润，在复杂的利益博弈格局下便容易流于苍白。

试举一例，《教育放言录》中有一篇《潘光旦与熊庆来的争论》的文章，说的是1944年昆明各大学在举行“七七事变”纪念座谈会上，潘光旦和熊庆来先生关于学人是否应该论政的一场争论。潘先生主张学人应该论政，熊先生则相反。谢泳和丁东都倾向于潘先生，说实话，我亦如是。

不过，我更愿意从当时的背景和潘熊二位不同的身份上来理解这场争论。当是时也，八年抗战尚未结束，国内局势也不如后来那样明朗，一方面，积极倡导抗日为当时还未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赢了的极为广泛的民心，另一方面，做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方面虽然已经确立的抗日的大方针，但在具体战术方面尚未能达成一致（这是因为，蒋政府当时不足够强大，在国民党内部有蒋嫡系与阎锡山等部的利益冲突和均衡），在具体战略上尚存犹豫（从国际形势上来说，这一年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微妙的阶段，美国虽然对中国有所援助，但是蒋介石认为罗斯福对其很藐视，另一方面，另有苏联在新疆边境对于中国的威胁，是以蒋介石认为，在当时局势下要“忍耐待时”）。从国共两党当时的局势来说，也颇为微妙，虽然在抗日这个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但是不一致之处显然更多。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局势之下，举行“七七事变”的纪念座谈会，本身就是一个敏感的活动。会受到当时政治格局中各个方面的注意。

如果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当时熊先生和潘先生各自的身份，对于熊潘二位先生各自的观点便会有更深一步的理解，熊庆来当时的身份是国立云南大学的校长，而潘光旦还只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梅贻琦的助手。做为国立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其实不能单纯以知识分子视之，同时他还是当时的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他在公开场合的言论，很多的时候，不能代表个人立场，相反，会多多少少带有一些国家倾向。而潘先生，虽然也会参与政事，但是我们却可以认为潘先生在当时只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则不用考虑那么多。

知识分子从政历来容易受士林诟病，原因就在于：出山后的知识分子在具体的问题上，不能单纯的从纯粹的知识分子立场出发，而要考虑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然而，现实的悖论是，如果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抱着“出山不比在山清”的想法“爱惜羽毛”，那么政治场中都是些什么人就很容易想象，那样的话，情况可能更糟。所以，我不愿讨论这场争论中熊潘二位孰是孰非，就像刚才说过的，从理念上讲，我和丁东谢泳一样倾向于潘先生，但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我更愿讨论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熊庆来和做为国家机器中一员的熊庆来是否存在冲突？当时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熊庆来？知识分子与从政者之间，能不能存在良好的契合点？回答这些问题，显然不是这篇短文能够解决，所以姑且提出。若有时贤教我，不胜感谢。

不要误会，我不是否定丁东和谢泳在书中表达的这理念，在我前几年的研究中，正是沿着二位先生的路径摸索过来的，这样的反思，与其说针对二位先生，毋宁说针对我自己。毋庸讳言，民国时期我们曾经有过一些美好的传统，1949年之后，我们一度背弃了这些美好的传统，并且付出了代价。然而，面对如今日益复杂的社会格局，我们是时候应该具有超越“左”“右”的姿态与思维了。

当然，我更理解丁东和谢泳二位先生如此孜孜以求的姿态，因为在今天，虽然这些理念在知识界已经成为常识，但是在普通民众之中，这些话语看起来还近乎天方夜谭。丁东和谢泳的对话，意义正在于把这些有益的理念推而广之。

曾子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或许正是对丁谢二位先生不懈努力的写照。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

李锐日记中的一条史料

谢 泳

1957年的反右运动如何起源，现在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多数是依据后来史料做出的推测性分析，至于决定性因素，恐怕将来还是要依靠高层档案解密才能得到更有力的解释。不过有一个原因可能还是可以得到史料的支持，那就是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或者说他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基本理解。在这个问题上，已有不少史料和事实说明毛泽东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一般来说是不信任的，至于这个观念如何在他身上持久发生作用，以后我们可以随着史料的发现慢慢深入理解，但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判断与后来中国发生的对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批判，可以说是中国反右运动的一个远因。

前些年我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2001年7期）上读过白嗣宏一篇文章，大意是说，1947年底 ，毛泽东筹划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时，他极为关切民主党派在中国未来政治体制中的地位问题，因为中国的民主党派，大体上是知识分子群体。为此他特向斯大林发出一份绝密电报，对斯大林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在谈及中国的政治形势，重点是中共对待民主党派和中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时，他怀疑反蒋人物与美国有联系，毛泽东说：“美国人和蒋介石打算通过宋子文同我们开始和谈，是在玩弄手法，目的是迷惑群众。美国人和蒋介石担心我军可能强渡长江，尽管我们当前并没有这样的打算。在香港的李济深将军和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和其他反蒋人物，同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将来他们可能受美国利用并为美国和蒋介石利益服务。我们对这种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时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毛泽东说：“随着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向不再存在。民盟成员中有同情我党的人士，然而他们的领导者大多数是动摇分子。正是他们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解散了民主同盟，从而表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中国革命取得最终取胜时，根据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除中国共产党以外，全部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样能大大巩固中国革命。”这个材料从后来的档案中得到了证明。

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一生基本没有改变。前一段，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偶然看到新出版的《李锐日记》（1—3卷，溪流出版社，2008年，美国），非常有兴趣，就翻看了一部分，其中有一条史料引起了我的注意，是毛泽东和黄炎培的一个谈话记录，由李锐记述在日记中。

李锐写到，1952年2月14日：“毛主席曾对黄讲，城市主要问题，本质是资级与无级斗争问题。（黄老认为是生产）。——将来搞特务，也还会主要是资级。”（《李锐日记》第2卷第324页）。

因为李锐日记用了缩写的形式，我理解“资级”就是“资产阶级”，“无级”就是无产阶级，特别是后一句“将来搞特务，也还会主要是资级”。我理解，这句话是说将来的“特务”主要出在“资级”当中，这个“特务”可以理解为是“坏人”的意思。如果这个理解符合毛泽东的本意，那么后来中国发生的一些历史就可以说找到了远因，比如1951年张东荪的“特务”问题，1952年的“《学习》杂志事件”以及1957年的反右运动等，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基本认识，决定了后来许多针对知识分子运动的主要走向。从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观察，可以肯定地说，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是符合“一步一步地拋弃他们”的立场的。由于斯大林的反对，才出现了后来所谓的联合政府，但这也埋下了毛泽东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他连李济深、冯玉祥这样的国民党左派都不相信，其它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

陈远

今年多事，拣时间比较近的来说，先是三鹿奶粉引发食品安全风暴，紧接着又有山西襄汾9.8溃坝泥石流事故引发的问责风暴。最近的则是，重庆的哥集体罢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涉嫌贪污被免职。如此多令世人瞩目的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说明了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关口：社会各个层面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冲突日益显得复杂化和多元化。然而，在关于这一系列事件的大量评论中，大多数批评者都把矛头指向了制度层面，并且多援引西方国家的制度来与我们身处现实做参照。制度层面存在问题，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是否解决了制度层面的问题就能一劳永逸？我心存疑虑。

确实，在三权分立的西方国家，民主、自由、人权等方面可以在制度层面得到良好的保障，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即使在多数人公认的这几个方面做得比较好的美国，也存在诸如贪污、腐化，也存在多重社会矛盾。我们对于文章开头所提到的事件感到触目惊心，原因只是我们身在其中，感同身受。人们常常不知不觉就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而实际的情况却总是：寰球同此凉热。

这样说，不是否认把上述事件归咎于制度的时贤言之成理，但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这一系列事件让我思考的更多的是“体”与“用”。

110年前的夏历戊戌年五月，张之洞刊行《问学篇》，系统总结了当时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思想中的一个流行的共同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既是对当时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纲领的概括，也为之后一百年来的中国发展擘画了大致框架，之后诸多仁人志士，政治宣言或有不同，但大都无法脱离这个框架。中国人习惯于做字面文章，随着时势的发展，也有不少人根据时势把相应的内容装到“中体西用”这个筐中，不过，还是冯桂芬对于这一划时代的口号给出了最让人认可的阐释：“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辛亥以前，“家天下”的社会结构虽屡经易姓而不改变，就在于：“中国伦常名教”深植于中国民众的血肉肌肤，成为一种信仰，使人不敢甚至本能地不去逾越。而这种“伦常名教”，在当时的社会中又与当时的法律有机地紧密结合，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都代替了法律的功效。

五四之后，西潮涌入，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开始被广泛普及，“伦常名教”在知识阶层一下子成了“千古罪人”，至今说起来，依然是封建残余。然而，与之匹配的社会硬件——法律——却没有能如这些观念一样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的主体性不张，处于底层的民众利益诉求缺乏正常渠道的表达，如此一来，社会矛盾只有越积越深。

正是有感于此， 李泽厚先生在上个世纪初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按照我的理解，李先生这个“西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学术，而是根植于民主、自由、人权等一系列现代理念的社会制度。行文至此，或有人会问，你饶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不是还是在说制度的问题么?

且慢，我继续要说的，正是“中学为用”。我不是一个制度崇拜者，正如我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完全是糟粕一样。李先生所说的中学，我想与冯桂芬总结的“伦常名教”也大有区别，按照我的体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远不止于此，但是唯有儒家文化才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故在此单说儒家文化），其实是个人用来修身的最完美的理论，但是，这套理论被孔孟之后的儒生在“修身”之余提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这样的阐释在古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用于现代社会则显得无比荒谬。在现代社会，儒家文化应该有一个严格的界限：用于“修身”，其完美无比，一旦逾越这个界限，不但荒谬，而且确实会有封建残余会借此而死灰复燃。

现在，可以直接了当的说出我想说的了：制度由人创造，从这个层面来说，它永远不能拥有万能的功效，只有相对不太坏的制度。即使有了相对来说不太坏的制度，没有比较好的人来执行，制度也只能流于形式。制度的溃烂固然可怕，而从深层次来说，人心的溃烂更为严重，因为没有什么制度可以永远适应当时的社会。西方国家也存在贪污腐化的问题，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在西方，“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的理念深入人心，人们对于制度除了忌惮之心，还有敬畏之心。而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其实，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都是在人为的把中西对立起来，无论先贤还是时限，对于中西往往容易强调其相异，忽略其相通之处。而我总是觉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像我不觉得西方的制度处处完美，我也不觉得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处处都是糟粕。我总是觉得，寻找两者的契合之处，我们应该能够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李新回忆录的一致与不一致

中华书局版13卷本的《中华民国史》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套书，遗憾的是，这套书我没有买齐，原因很简单：买不到。说来惭愧，虽然很喜欢这套书，但是对于主编其书的李新，却了解深浅，只知道他曾经担任过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所以得知李新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出版，就赶紧找来一本，“读其书，颂其诗”，进一步想“知其人”。不过，读完此书，感觉到的，却是李新一生的一致与不一致。先说一致，再说不一致。

一以贯之的斗争哲学

在回忆录中，李新对于自己在重庆川东师范学校的岁月用了浓章重彩。而《风雨巴山》那一章写的确实好，活灵活现，读起来都是一种享受。不过，我从中读到的却是李新（或者说他们那一代人）前半生与后半生颇为一致的斗争哲学。

在布衣学会由此发展而成的众志学会中，李新和他的同伴们一起与学校当局做了削夺斗争。以当时的情况来说，校方是权力掌握者，李新以及他的同伴们处于弱势。但是，在众志学会与校方的历次斗争中，学生们能够屡次不落下风，固然有当时的时代救亡情势使然，然而与其说正义最终压倒非正义，倒不如说学生们的斗争哲学占了上风。

这种斗争哲学，简而言之，可以总结为：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我必为。不过，在这一核心思想之外，还有几条至为重要客观条件：其一是要占住理，在当时的救亡情势下，救国是哪个方面也不敢反对的口号，由此，学生们就占据了一个制高点；其次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弱势者必须联合起来才有力量。当时的一个运动，李新和他们的同伴们到其他学校去串联，必能引发响应，若无此，单凭个人的爱国情绪，根本就没有与校方博弈的基础；其三是李新当时还有一个家境比较好的同学陈泰湖，在关键时刻可以拿出资金加以援助，比如布衣学会为了抵抗校方要求学生必须统一穿着咔叽布校服的规定，召集贫困学生集会商议对策，就是陈泰湖出钱搞定。其实还有关键的一点，在这一段岁月中表现得不太明显，但是却至关重要，就是背后有富有经验的人来指导，比如李新在棠香初级中学时的邱老师。没有如此富有经验的人，稚嫩的学生们必然不是老谋深算的校方的对手。

我之所以说这种斗争哲学在李新（或者他们那一代人）的一生中保持了一致性，是因为在后来关于搞“三反”、反右派、乃至八角亭编书以及后来的四清运动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与以上可以一一对应的情节，只不过斗转星移，这时的斗争对象已经易人，自己人与自己人开了火。具体到李新个人身上，这套斗争哲学给他的益处则是，让他在特殊岁月中幸免于难，否则，李新的命运，大概就与那个时代中被划为右派的众多知识分子无异了。

不过，这种斗争哲学，在革命时期体现出的是革命者在非常时期对于现实的应变，在如今的法律社会中却不合时宜。我们阅读前辈的历史，一方面应该抱有同情的理解，但是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在公民意识薄弱的今天，应该早些走出这种斗争哲学的误区。

两个李新，相互撕扯，左右冲突

30万字的篇幅，叙述了李新的一生，按理说，作者自己的回忆，且不说客观上的真实与否，至少与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塑造应该最为接近。然而读完之后，感觉却是有两个李新：前半生的李新与后半生的李新。前半生的李新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在现代历史舞台的，通过书中的描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内在具有一致逻辑的革命者。从九一八到一·二八，从在四川重庆从事学生运动到在晋冀豫参加反“扫荡”……乃至之后一系列的革命活动，李新的生命轨迹宛如一条被安排好的道路，一切都顺理成章。然而，从李新在人民大学经历“三反”之后的叙述中，我读到的却是一个左右冲突、相互撕扯的李新，就仿佛一个人却有两个相互对立的灵魂，不，这样说还不太贴切，应该说，身体向左，灵魂向右，才更贴切一些。

这些年读了不少现代人物的回忆录，这种情况似乎是一种典型。这样的情况，在单纯的知识分子身上或者在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身居高位者身上，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些体现，但是都不如李新或者说李新们来得如此强烈，来得如此明显。

比如说，对于范长江到人民大学做“三反”工作，对于范长江的“左”，我们可以明显体会到李新笔下的情绪，不过，反过来想想，李新其实也是那个阵营中的一员，他的老领导，吴玉章老人，也正是以“左派人士”著称的。以及后来李新在八角亭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在编写人员上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北师大的王真和山东大学的孙思白，加上后来加入进去的蔡尚思和陈旭麓，等等一系列的事件，不能说没有“主义”之争，但是给我的感觉是，其中更重要的，毋宁说是人事纠葛。这些人事纠葛，正是大人物们所说处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中的细节。按理说，像李新这样的老革命，对于“历史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应该是深谙于心的，为什么写了出来，李新自己的说法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

不过，如果我们抱着寻求客观历史的希望去读这本书，恐怕是要失望的，因为这本书本身就是带着情绪的。李新的反思，最终也只能停留在这些人事纠葛上而没有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原因就在于他无法脱离自己的“母体文化”。而这本回忆区别于其他回忆录的地方，正是在于其中有李新自己的善善恶恶，也即我所说的左右冲突。

李新身上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左右冲突”，原因就埋在他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里，当指导自己的“大思想”与自己身处的“小环境”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就不可避免的在当事人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正是有了这样的冲突，李新的后半生才让人看起来不是那么顺理成章，也惟其如此，这看起来矛盾的后半生的回忆才显得更加真实，事实上，我读这本书，正是从书的后半部分开始的。这样说，并非说这部回忆录的前半部不真实，相反，我对李新在前半部的叙述中体现出来的对于革命的真诚信仰，非常尊重，不过，与后半部比起来，它缺少了个人色彩，像是被时代的过滤器过滤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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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年导演娄烨的电影《颐和园》中，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扮演了一个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与扮演电影中主要角色若谷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等若干人在酒吧里热烈地高谈阔论，电影只为她设计了这样一句台词：“保护工人就是最大的面子，还有比这更大的面子吗？没错，还得保护农民，还保护你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友情客串让对于了解崔卫平的电影观众多少有些惊讶，而这个细节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展示了崔卫平对于电影艺术本身的某种价值的认同。在她关于电影批评的著作《我们时代的叙事》中，我没有看到对于《颐和园》的评论，但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她曾经邀请秦晖等一些“可尊敬的朋友”进行小范围地观看，尽管她也承认这部电影“所涉及的现实及历史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只是一些‘小儿科’而已。”但是对于电影在现实社会中的境遇，崔卫平还是对于这些有才华的青年导演所做的努力而感到称赞，“中国电影在朝向现实主义方向前进一小步，都是令人欣慰和值得嘉许的。电影院里的观众五花八门，他们所要积累的，除了有关现实主义的知识，还有关于视觉方面的知识。谁说我们的视觉知识，只能停留在作为景观的大片上面，而不需要拓展一些更多的维度？”

    显然，崔卫平对于电影的认识和评论，不仅仅是从一个专业的技术角度切入的，而更关键的是从一个“中国社会进步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来分析和进行判断的。因此，阅读过他关于中国电影的评论，不难发现对于那些关注现实社会真相的电影则给予更多的评价，诸如贾樟柯的电影《小武》和《三峡好人》，李杨的电影《盲井》和《盲山》，王超的电影《安阳婴儿》，王全安的电影《惊蛰》，哈斯朝鲁的电影《剃头匠》以及胡杰的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等，如果排列这些电影，似乎可以发现一个现象，他们大多都是“地下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电影以高度诗意的触角深入地探索和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并以独到的眼光来讲述中国人在历史和当下中的真实处境，这个是最关键的。而如果了解崔卫平的研究路径，其实不难发现这种审美和判断趋向的，她最早是从事诗歌研究的，随后是政治哲学的研究，由此向国内介绍了哈维尔、米尼奇克、克利马等一批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从而改写了不少知识分子的精神路径，随后她进行的电影批评则融合了前两者研究的知识背景，诸如在她的著作《积极生活》中，就曾对俄罗斯导演塔尔可夫斯基的电影表达敬意，这位流亡知识分子的电影以高度的诗意和政治哲学意味而著称，深入了反映了俄罗斯人的精神处境，所有这些都将成为她进行电影研究和批评的一个参照。

    在文章《社会的归社会，个人的归个人》中崔卫平试图将贾樟柯的电影《小武》与布列松的电影《扒手》进行比较，从而在更大程度上肯定了贾樟柯电影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当然小武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也肯定也不是底层人民的代表。他终日闲逛、游手好闲多像是本雅明笔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抒情诗人’。当然，山西汾阳这个地方是欠发达的和不完全资本的，因此小武或许是‘欠发达、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达抒情诗人’。本雅明的立场包含了对于社会环境的一种批判谴责在内，与布烈松及妥斯托耶夫斯基有着完全不同的议题。游手好闲之辈如波德莱尔也不存在当小偷的问题。对布氏和陀氏来说，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与掏别人口袋的米歇尔他们本身是有缺陷的，甚至是重大缺陷。他们身上那种对待世界的傲慢、蔑视的态度是需要反省和去除的，一个人没有理由在他的同胞面前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如果没有对于同胞的爱，他的智力就会成为一种灾难；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仅仅是在批判社会，那是有些滑头的、讨巧和不够诚恳的表现。尽最大力量谴责他人，将责任完全推给社会，这在我们的环境中其实并无新意，是一个沿袭许多年的主流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在今天或许需要得到矫正与平衡。”通过崔卫平对于两部同样关于小偷的电影的分析，可以看出，正是在电影《小武》中以真实的社会面目和高度诗意的表现方式，又极为独特和哲学性地刻画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形象。

     无疑，这种参照和对比给予了电影以新的起点，而她在《信心是最重要的》一文中，则又将在国内热映的电视记录片《大国的崛起》和英国的电视记录片《文明的轨迹》进行细致的比较，从而抛弃了原先对于观念认识中固有的理念，从《文明的轨迹》中看到了一个大国之所以崛起所具有的真实品性，而不是简单地流于表面上的对“欲望”方面的叙事。在《伦理上的想象力》中，她又比较了2007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的《无间道风云》和多纳施马克导演的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认为前者并无太多新意，而后者则十分震撼地讲述了特殊境遇中人的处境与作为，这种伦理上的精神维度是这部电影成功的理由：“多纳施马克想象力来自‘生活’，来自那些有想象力改动自己‘剧本’人们的生活，他们是捷克的哈维尔、扬·帕托切克、伊万·克利马，是波兰的米尼奇克、库隆、里普斯基，是东德的比尔曼、匈牙利的基斯，他们都不是天生打算成为英雄的人，而是像这部《窃听风暴》中的德瑞曼一样，仅仅想不受干扰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后来也与德瑞曼一样发现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于是迈进另外一个争取自由的空间。当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会反问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而最终支持他们的，便是一种对于自身伦理的要求：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应该从改变自身开始有所改变。”这一段话，既是表达了电影所独有的精神魅力和思想深度，还明显地表达了作为批评者所欣赏的精神资源所在，而同时还是批评者对于自身进行所从事事业的一种深情的夫子自道，这是全书中最精彩和打动人心的地方，也是一个学术研究者的内心奥秘。

    这样看来，对于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作品，崔卫平是给予了很大的评论空间的，而以她对于电影的独特理解，在此书的第二部分则充分展示了她对于之前当代中国电影的深刻分析，特别是对于影响巨大的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人电影的分析，恰切地将张艺谋电影中的“游民意识”、陈凯歌艺术电影中的“文化自觉”以及冯小刚电影中以演员葛尤所代表的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共性”分析的淋漓尽致，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尤其是张艺谋电影中的“游民意识”，以非常独到的视角来展示作为张艺谋电影之所以成功和不凡的地方，因其电影中所散发出的一个共性，就是由“游民意识”所造成的人物既有“盲目、黑暗”的一面，又有其“悲壮、悲凉”和值得同情怜悯的一面，这种由自身的特性所造成的矛盾的困境正是其他电影所不具备的特征，大大提升了电影所要表达的丰富性。由此可见，通过电影视角的形式，以诗意和哲学的维度提供现实主义的复杂性以及人在其中生存的困境、格格不入和挣扎反抗，正是崔卫平所要强调和重视的地方。在此书的第三部分，崔卫平以犀利地语言就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无极》（陈凯歌）、《夜宴》（冯小刚）、《太阳照常升起》（姜文）、《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许鞍华）等电影进行了批评，恰恰是因为这些电影极为野蛮地拒绝提供精神丰富的内容，更无法提供现实社会中作为一个人的困境与反抗。因此，这些电影在崔卫平看来只能成为“景观的大片”，而无法拓展更多的维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电影《颐和园》中客串一个并不重要角色的崔卫平，她的这种友情出演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敢于面对被遮蔽的现实真相，来试图反映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他们的成长、生存、分化和流变，他们精神的追求、创伤以及随波逐流，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尽管站立在对那一代知识分子同情、理解和怜悯的立场上，但同时也在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们身上所同样具有的矛盾、局限和令人失望地方。正是对这一代人的复杂性的揭示才是影片的关键所在。因此，当广泛提供欲望叙事的“景观”大片在蛮横地侵占市场的时候，有这样一部“朝向现实主义迈进了一小步”的电影，是应该值得给予关注和嘉许的，因为它关怀我们这个时代。

                                                                                              2008年11月5日于北京鲁迅文学院，此文作完半个小时后离校 

——原载《出版商务周报》2008年12月1日“阅读双周刊”

    这篇《读＜陈丹青音乐笔记＞》，发表于《都市快报》2008年12月3日“独立书评版”，全文容我随后贴出来。关于陈丹青,年初的《北京日报》广场副刊发表过我的一个评论《丹青引》。手头还有一个关于陈丹青的长文《异见者》在修改。陈丹青的文字，颇有大家气象，值得一读，也值得一评。

古道热肠，我于老范见之

早些年我在石家庄的时候，对于学界师友，一概以“先生”称呼，后来到了北京，盛行称“老师”，慢慢入乡随俗，我也改称“老师”，过去的旧师友，则一仍其旧。认识老范的时候，我正处于对别人称呼混乱的时期，一会先生一会老师。

老范，南京学者范泓是也，最初知道他是看了他写的雷震传，便心存结识之意。不过，我天生率性，与交往之道喜欢顺其自然，不喜刻意为之。所以虽然每看到署名范泓的文章必会留意细读，却始终只是“读其书，颂其诗”而已。后来我编了那本《斯人不在》，范泓的两篇写雷震与殷海光的文章正好符合我编书的意图，于是辗转问到范泓的联系方式，冒昧地写了封信过去，称之为范泓先生，问询其大作可否由我收入书中。老范干脆利落：可以。落款：老范。

《斯人不在》交付出版社之后，不料出版社毁约，我只好暂时把书稿搁置起来，心中怀抱对书中作者的愧疚，不知如何交待。

2005年11月下旬，山东冯克力先生来京，打电话邀我小聚，并且说：“范泓也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范泓。正犹豫着叫范先生还是范老师，老范爽朗的大笑打消了我的矜持，“老范”的称呼竟然脱口而出。三人相聚，相谈无非是时局与书。中间老范问我：“你编的那本书怎么样了？”我实情以告。

“那你还不如给克力，让克力出。”老范口无遮拦，也不管冯先生对那本书感不感兴趣。我转头看向克力先生，克力先生连连点头：“给我，给我，我先看看。”

“这个稿子我看过，我保证是不错的书，克力你就出吧。”继而转向我：“陈远老弟，书交给克力你就放心好了。”正是在老范和克力先生的热情敦促下，《斯人不在》后来由北京贝贝特出版。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老范的保证，不仅学界师友对于那本小书的评价都不错，我后来在网上看到的几个销售排行榜，那本小书也都位居前列。

也是那次聚会，我听老范说起他正在撰写原中纪委书记李昌的传记，他想通过李昌这个人物，反映出当时的时代。为此，他那段时间会常往返于南京与北京之间。

老范知道我对这些老人的历史感兴趣，果然，他二次到北京，去拜访于光远、朱厚泽、乃至去拜访耀邦夫人李昭，都不忘叫上我。说实话，真是托老范的福，否则的话如我这般小民，很难有机会接触这些人物，每次我问老范：我同行方便不方便？老范总会说：“你是我朋友嘛，跟我一起去，有什么不方便。”于老范一起拜访这些历史老人，收获甚多，也是在那一段时间，经老范介绍认识了演员蒋雯丽的姐姐蒋文娟大姐。

今年三月份，《立春》还没有公映，文娟姐盛情邀请我去提前看《立春》。关于《立春》，我写过一个短文，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在此不赘。看完电影，上海大学的刘学尧先生说起老范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我赶忙给老范发短信祝贺。老范回短信说：“你有没有兴趣来？你若有兴趣，我可向中大这边推荐。”我当然求之不得。也是在老范的热心促成下，有了我今年五月份的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之行。老范功成身退，特地告诉我，填申请表时，推荐人一栏可写李泽厚先生或许倬云可也。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我去香港之前，老范特意发来一封长长的信，告诉我在香港需要注意的各类事项，我把老范的信打印出来，在香港期间一直待在身上，有了老范这份“香港学术活动指南”，我在香港那段时间逛书店、泡图书馆等一些列活动才如鱼得水。否则的话，我的香港之行如何还真无法想象。

据我所知，一位朋友为资助当地的失学儿童曾发起一个助学活动，老范也出力甚巨。

对于一个学者，本来应该从学术上来评价他，不过老范的书摆在那里，有心的读者看后会有评价，无须我来多嘴的。

老范长我许多年，按理说我不该没大没小张口老范闭口老范，但是若叫范先生或者范老师，我又觉得生分了。我想，老范也许也如是想。

古道热肠，时不多见，我与老范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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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蔡登山先生赠我一册谢泳在台湾出版的著作《何故乱翻书》，此书系谢泳的著作《杂书过眼录》的续作。这两册书均系谢泳的阅读笔记，由此想到一年前自己曾给北京的一家报纸写过一些学界和作家的人物印象，但惟独作谢泳的这一篇未曾通过，此时翻出来还可以看看我当时的认识，今天觉得还是没有太多地变化，文章不长，全文抄来：“山西学者谢泳先生读书很杂，但杂中又极有脉络。以研究现代历史上的知识分子而影响甚大的谢泳，其读书也不逃离这样一个范围，但他所论说之书多抛除了一些常见的东西，而以学界不大重视或者少见的资料展开，其观察问题视角之新颖独到，又使这些不引人关注的资料添色许多。谢泳的研究文字朴素平实，少作文人式的抒情与修饰，以资料和实据作支撑，颇有胡适之‘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和傅斯年‘动手动脚找材料’的遗风；他的研究文字大多也以读书札记为主，篇幅短小，论题精微，但延伸话题均有风云气象，即使是研究专题也少见宏篇巨作，多是短小篇章的组合，拆开便是独立文章。谢泳多写这类读书札记的文字，此类文字并不易写，除去作者收集旧书的耐心，最重要的是要在比较之中有去伪存真的眼力，能在冷僻的旧书中发现光芒，这是需要深厚的学养的，否则难免会有贻笑大方的。以近来他在博客上连载未曾发表的《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为例，此文以1949到1976年知识界的自杀情况切入，试图研究此一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由于资料新颖，作者于史料中披沙拣金，化腐朽为神奇，又耙疏严密，科学冷静，最终指引命题，读后大有惊心动魄之感，颇可一观。记得谢泳还有个人网上空间‘谢泳居’（ http://lookin.nhome.cn/xy/），集有历年来所写就文章，其介绍引用清人孙星衍对联‘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让来往读文者心存温暖，也许最能代表其读书做学问的一番境界了。”

    因是一年前的旧作，可知作文之时谢泳还在山西省作家协会任职，此文作完之后不久，谢泳就在朋友的引介之下南去厦门作教授了。以大专学历出任名牌大学的教授，成了当年学界的一大话题。谢泳此去厦门，我印象中山西文人韩石山写过一篇文章颇为动情，其中有一个细节让我久久难忘，翻出这篇《送谢泳之厦门》，抄录此段如下：“太原的旧书市在南宫，周六周日开业，我去过几次再不去了（太耽搁时间），那还是多少年前。而谢泳，只要在太原，每周或六或日必去一次。常是周六或周日的早上，我散步回来，只见谢泳挎着他那个硕大的黄牛皮挎包，弓着身子迈着大步，急匆匆地朝电车站走去。见了连话也顾不上说，只用他那惯常的手势，张开五指，在脸前晃晃，算是打过招呼了。有时也会停下来，说他在南宫见到本什么好书，问我要吗，我若说要，周一早上单位的传达室里，准有一本用废旧大信封装着的书在，上面是他那几近孩童体的钢笔字，写着我的名字。更多的时候，是他知道我准喜欢，就径自买了送我。我的那本极为罕见的，文革期间出版的《侯马盟书》，就是这样得来的。太珍贵了，这次他没敢放在传达室，亲自送到我家。还是他一贯的政策，绝不收钱，价格太高，说好说歹，总算是收下了，看他那神色，像做了件什么不名誉的事似的。有的书，我借他的看过了，而他的书正好可以和我的配成了一套，不等你说，他就会慨然相赠。我的那套《北京大学史料》，就是这么配齐的。买的时候嫌太贵，觉得可用的也就是第二卷的三大册，待到写那本关于鲁迅与胡适的书的时候，要用第一册了却没有，懊悔不已，谢泳说他正好只有第一卷，当时是借了用，这一借就成了刘备借荆州，为我所有了。”

    石山先生是性情中人，难怪他文章作得如此动情，由此我才明白原来谢泳文章常有新见并非是拾人牙慧，其功底是他多年在旧书摊前搜集消磨而来的，而他惠赠书籍这样的事情在我看来，其对于其他作研究的人实在是犹如雪中送炭一样的及时和予人温暖。此间的重要，他自己就曾在文章《从〈东语完壁〉说起》中有过这样的论述：“关于晚清留学日本的教科书研究，现在也不鲜见。但如果从细微处观察，这些研究中还有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对于研究中涉及到的具体史料，一要设法看到实物，转述和从二书文献中引用材料，一般要非常谨慎。我们现在的学风，对于那些小的史料钩沉和考证，一般不很重视，非专书和论文不算学术研究，其实这是不好的学风。前辈学者的许多学术研究，常常是由专著和小的学术考证共同构成的。在这些小的学术考证中，可以看出学者的学术兴趣和学养，比如像《陈桓史源学杂文》那样的书，现在很少有人能写出来。史学训练，我以为还是要先从这些小处做起，学术进步也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只要是新材料或者考证、论辩了材料的来源及准确与否，其学术贡献是不言自明的。”

    谢泳的这一番感慨，我想同作现代文人研究的韩石山自然也是心有同感的。而我在翻阅书中的这册《何故乱翻书》时，就发现谢泳正是极重视从这些细微处做起的，从文章中不难可以看到，他是旧书冷摊的常客，而他所搜集阅读的一些书真是难得一见的杂书和冷僻之书。对此，谢泳是有自己的一番看法的，“今天的旧书对于一般的读书人来说早已没有了研究意义，如果是为研究到旧书市场找书已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旧书成了收藏家的天下。老辈学者在旧书市场上找书，不是比钱，而是比眼光和兴趣，有的东西收藏有意义，但对研究意义实在有限。图书馆容易找到的东西，也没有必要再到旧书市场上去看，除非有特殊的爱好。”（《由〈钱理甫先生家传〉说起》）我看谢泳在《何故乱翻书》这册书中所提到的书籍，大多也都是图书馆里难得一见的东西，送我这册书的蔡登山先生感慨谢泳所提及的这些书，他自己也大多未曾耳闻，由此可见珍贵。

    作为一个学者，如此眼光实属不易，也难怪在谢泳的这些阅读笔记中总能得以鲜见，也相比一般的宏头大论的文字读来让人感到亲切实在的多。不过，我发现在这册《何故乱翻书》中，谢泳不但自己善于发掘这些第一手的难得材料，而且也常常成为一些学界朋友们发掘第一手材料的伯乐。淘书赠送给友人，也并非仅仅一个韩石山，在他可谓是经常的事情。在《读〈江南实业参观记〉》中，他谈及自己淘书和分赠朋友的初衷，“我喜欢看旧书，但我不是什么旧书都要，我要的东西肯定是我过去多少知道一点与他相关的知识或者其中能保留我想像中的记忆，有收藏价值的东西，我很少要，因为我的兴趣是在研究和材料方面。有些东西我有用就留下，有些东西知道朋友有用，就找机会送给他们。老辈学者都有这样的习惯，我也是从旧书中看到这是一个研究者的素质，所以想学一学。”

    淘好书赠友人，犹如宝剑赠英雄，并非只是简单的一送了事。在《两本关于云南的书》中有这样的叙述，“《花篮瑶社组织》的初版本，我过去也有，因为一个老朋友收集费孝通所有著作的单行本，我就送了他，不过后来这位朋友这方面的工作进展不大，很让我有一些失望。”他赠送这些珍稀资料是有宝剑赠英雄的想法的，送错了人自然有些不爽，而在《我看到了〈西方东方学报论文举要〉》中，他写到：“我在旧书市场上很注意这些东西，收集到以后一般都送给了有用的朋友。”他的这本十分欣赏的《西方东方学报论文举要》就送给了朋友，“这本书目对我的工作没有用处，但我有一个广州的朋友，虽然不在专门的研究机构里，但他的学术趣味和功力我以为都是一流的，他能以一人之力，全部笺证了陈寅恪的诗，而且完全凭学术兴趣，这非常不容易。我这本《西方东方学报论文举要》，就是要送给他的，因为他的学术工作需要这个东西。”谢泳的这位广州朋友也不难知道，在他的文章《陈寅恪诗的标题问题》中就有，“我的朋友胡文辉，去年把陈寅恪的全部诗都笺证出来，承他不弃，送我一部完整的打印稿。”后来谢泳在北京的布衣书局淘旧书，发现了一册旧稿本，据老板说是广州中山大学罗孟韦教授家里散出来的。谢看了这书，感慨“文辉兄看到原物，我想他一定不会犹豫。”可见此书的价值所在，他的这篇文章也是因此写成的，但谢泳在文章中写到“现在这个稿本到了我的手里和到了他的手里一样。”

    字里行间可见，若是好书赠对了人，对他真可谓是一件大快事。不过，谢泳却不是简单地买来就送，把书赠给最需要的人也是颇用心思的，在《〈夏承枫教授公葬纪念册〉》中，谢泳写到他见到1943年印刷的一大册线装《国立中央大学图书目录》，他的朋友徐雁先生是南京著名的藏书家，此书对他可能有用，于是就买下了。“我一向认为宝剑当赠英雄，所以就把这本目录送了徐先生。”在《关于伍连德的史料》中，谢泳写到，他在书摊上购得伍连德1910年东北肺炎防治的三册《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后在上海见曹树基先生，闻他对此有兴趣，遂送他留念。之后，谢泳又从旧书摊购得伍连德关于1917年山西晋北肺疫流行的报告《山西疫事报告书》，共三大册，“其中两册，我也曾于旧书摊得之，后一并送曹兄。”曹树基先生是研究历史地理学的著名学者，这些资料于曹先生，可谓是真正的宝剑赠英雄了。在《王日伦的一篇论文》中还有这样的记述，“我收集到这类东西，看过就送人，而且总能送到最需要的人那里。我前年看到黄汲清的散文集《天山之麓》，最后送给了黄先生的小儿子。我还找到过中国有名的林学家傅焕光译的《改进中国农业与农业教育意见书》，这个东西方很难见到，但我把它送到了傅焕光女儿的手里，这种书只有到了自己家里才显得珍贵。还有杨仲健早年自己印的《记骨室文目》，现在恐怕是很不易见到的东西，但我也想把它送出去，只是还没有找到机会。”到这里已经不仅仅是宝剑赠英雄了，还有些完璧归赵的意味，只是这完壁得来并非易事，归赵也就犹显珍贵了。

     在《读〈欧美漫游日记〉》中，谢泳写自己在北京访学，于布衣书局处看到了一册《欧美漫游日记》，索价五百元，“我在书店里几乎看了一个下午，本来决定不要了，但想一想，书这个东西和其他还不一样，再贵，它最后还是在自己手里，就是送了朋友，也会知道它的落脚处，万一需要用的时候，再找也方便，最后还是要下了。”这样的代价，可见其情怀。而他赠书最为令人感动的，是我读他的《〈欧特曼教授哀思录〉》，此文所提到的《欧特曼教授哀思录》是谢泳的苏州朋友黄恽所赠，1934年由南京国华印书馆印刷，因为不是正式出版的书册，所以不常见。对于这册书，谢泳打算把他赠送给北京大学研究中德文化交流的叶隽先生，但由于自己曾在一篇小文章中曾提及这册书，上海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的李乐曾先生写信给谢泳，谈到他见谢泳提及此书，但在同济大学和上海图书馆都没有找到，希望能借他复印一册使用。于是，谢泳给李先生回信一封，信不长，却很见风度，我摘抄如下：“李先生：手教奉悉。感谢信任。此事这样处理：因为我前一段在北京见过叶隽，本来打算把此书送他，他是专门研究中德文化交流的后起之秀，想你们可能认识。既然贵校图书馆还没有此书，我想就把此书送给图书馆（如果贵所有资料室，我的要求是一定要让研究者方便使用），算是我无偿捐赠，然后先留您使用。同时复印一册寄叶隽即可。此书线装一册，不是公开出版物，所以少见。我五月二十号左右在上海。我在同济有个朋友，在哲学系，是新到的青年，非常有学问，我和他父亲是好朋友。他住曲阳路一带，我印象中离同济很近，届时我可以把此书送您。学术是天下公器，宝剑应当赠给英雄，这是我一向的看法。希望我们能在上海见面。谢泳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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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9日回信，5月20日左右两人见面赠书，该年的10月8日谢泳就收到了同济大学颁发的捐赠证书。《何故乱翻书》中影印有此证书，我觉得跟一般的证书并不一样，所以将证书上的文字抄了下来：“谢泳先生：前承相赠《欧特曼教授哀思录》助我校百年校庆盛典，助我校教育事业发展，谨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特颁发此证书，以作纪念。同济大学，二○○六年十月八日。”向图书馆赠书，前面提到的韩石山文章，也有一段详细记述，可为对谢泳赠书的补充，“记得在某刊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朝霞》的论文的末尾，他说，将把历年搜集到的全套《朝霞》杂志和《朝霞》丛书，捐赠给一家图书馆。我看了之后，不觉一惊。因为我知道，为搜集这两套书刊，他费了多少苦心，旧书市上淘，旧书网上搜购，还有几本系朋友辗转相赠，才凑齐的。文章写成了，说捐就捐了，也太大方了吧。随即一想，也便释然。这种事，他做过不止十次八次了。有的是给了图书馆，更多的是给了用得着的朋友。记得一次他说，在旧书市上购得多本科学史方面的书刊，很是珍贵且价格不菲。我说你怎么有这个兴趣？他笑笑说，是觉得这些书刊放在旧书市上无人问津怪可惜的，有个朋友做这方面的研究，自己翻翻，过后就送给他吧。”

    韩石山把谢泳的这种看似“傻气”的行为叫做“大气”，对此，谢泳自己是有这样的议论的：“中国老辈学人中，本来就有把重要史料送归国家机构的传统，只是后来这个传统为人忘记了。当年胡适把孤本《红楼梦》寄给不曾见过面的周汝昌使用，那是何等胸怀。他多次说过，这书将来是要给国家的。因为史料只有能让学者方便使用才有意义，才称得上是史料。”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也有相似的议论，不妨一同抄来：“其实收藏是为了捐出，是为了给国家保护东西，如果发财，最后这个收藏是没有意义的，藏品只有集中在有用的地方才能显出它的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真正的收藏家不愿意把自己毕生收集到的东西传给后代，而愿意给了国家或者给了有用的人。”

    远在山西的韩石山在那篇送别谢泳的文章中有这样的一点企望，“再买下你只是看看而不愿保存的书，要随手送人的时候，记着山西还有这么个没大出息的老朋友，其人虽贱且辱，向学之心可是老而弥坚啊。我喜欢什么书，你是知道的。邮资嘛，就免了吧，这点小钱，在我是一回事，在你该不算什么。”对于韩先生这位故友的请求，我想谢泳是定会满足的，韩先生不愧是作文的高手，以这样的结尾更衬托出谢泳的大气与宽厚。而我合上这册书，那些文章中的光彩论题却有些模糊了，倒是他赠书予人的风尚让我记忆深刻，在当代以收藏珍异书籍和独占学术资源而自傲的学术文化界，这真是颇有前辈学人的流风遗韵。

——原载《湘声报》2008年6月22日读书/沧桑副刊，多有删节；
        另刊《开卷》2008年12期，全文发表。

周二晚，接厚老电话，说他为祝贺思老获奖画的画裱好了，要我去看。关于思老获奖，不多说了，意在画中。

刘墉

为了平衡一下今天要讲的忧郁题材，让我先说两个笑话轻松轻松！
小时候，我跟我母亲去教堂做礼拜。牧师在台上提到高龄的「人瑞」，问题是他说了个大白字，把「人瑞」说成「人端」。当场就见下面的教友交头接耳，还有人才出教堂就笑牧师才是「人端」。只是很妙，我家从那天开始，就都故意把「人瑞」改说成「人端」了。因为我们觉得年岁特长的人瑞，不正是在人的一端吗？叫「人端」更传神哪！
第二个笑话，是朋友告诉我的，说他初中老师上课时问他们有没有看过世界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但那老师太差了，居然把《少年维特的烦恼》说成《少年维「持」的烦恼》。
从那一天，我也故意把「少年维特的烦恼」说成「少年维持的烦恼」。因为我那时常常有维持不去的烦恼。只是当烦恼「维持」着不去，就可能成为忧郁症。
好！今天就继续谈这少年「维持」的烦恼。
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就是虽然前一天想好要出去，但是早上醒过来，躺在床上又不想去了。如果因为跟人约好，不得不起来，也是意兴阑珊，可真出了门，精神却一下子上来，玩得开心极了。
人很妙，同样一件事，躺在床上想，跟站起来想、运动之后想，会很不同。躺着想很难的事，起来之后可能就不觉得难了。刚起来还觉得不容易的事，运动之后又可能觉得简单得多。
还有，天气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同样一件事，你看着窗外一片艳阳天，和凄风苦雨想，会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夏天想和冬天想，感觉也不一样。更别说在凄风苦雨的寒冬之夜去想了。
其实这一切都合乎生物成长的道理。为什么躺着想，会比较困难？因为躺着是在休息，身体的情况是静止和收敛的，相对的，当你站起来、动起来，强健了体魄，应付战斗的勇气就变得比较强。而且如我在前面谈运动的时候说的，运动能增加脑神经传导的血清素，所以有忧郁倾向的人，如果常运动，病情可以获得改善。
至于为什么冬寒的季节比较容易忧郁，那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先面对艰苦的冬天，不得不冬眠。使新陈代谢降低、消耗的热量减少。所以即使到了今天，人类在阴冷的寒冬还是有冬眠的倾向，心情也比较畏缩。
正因此，如果把忧郁的人带到热带岛屿，天天晒太阳，很多人都能不药而愈。甚至在医院有所谓的「光疗法」，给忧郁症的病人用很强的灯光照射。
提了这许多，如果你家有个整天没精打采的孩子，你该怎么做？你是不是应该带他利用白天，多作作户外运动？把家里的窗帘拉开，让阳光进来，而且让他的房间更明亮？当你的孩子窝在小小暗暗的房间角落，就算桌上的台灯够他作功课，你是不是也该为他进一步加强采光？
如果可能，你也应该尽量避免孩子一边做功课，一边能看见自己的床。因为对有忧郁倾向的人，床是很大的诱惑，会使他想睡觉、想逃避。
当你发现孩子表现得很不快乐的时候，应该多跟他谈谈心。而且千万别用「想开一点！」「根本没什么问题嘛！」「有什么值得操心的？」这类无关痛痒的话。你应该坐下来，甚至拉着他的手，说：「告诉我，你有什么不开心？」而且就算孩子说出的问题没什么，你也要作成很在乎的样子。说：「是啊！可不是吗！要是我，我也会操心，来！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各位千万注意，孩子愈是莫名其妙不开心，你愈得小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川端康成自杀之后，日本文学评论家今东光说得好：「一个不为什么原因而自杀的人，是真正的自杀。」千万别以为自杀的人都有非常非常大的烦恼。要知道，那死的想法，可能没有原因，像排山倒海、乌云盖顶地压下来。而且有些人，会在每天同一时间，有这样的感觉。
此外，对任何孩子，你都绝不能说后悔生了他。因为自杀的孩子，已经觉得他活着没有意义了。加上他的叛逆心理，很可能为了报复大人，做出蠢事。
有忧郁症孩子的父母，还要注意子女的小动作，譬如他把喜欢的东西都送了人，细细收拾自己的私物，撕日记、撕照片，或说些莫名其妙，像是「不知道血流多少会死？」这类的话。碰到比较严重的情况，你甚至得把可能造成伤害的东西收起来。
在防止自己孩子自杀的同时，我们也该防止别人孩子的悲剧。因为自杀不是一个人的事，一个孩子的自杀，可能四周人都有责任。自杀也有很大的感染性，一个名人偶像的自杀和好友的寻短，都可能造成影响。我曾经在前面的节目里分析过，青春期的孩子觉得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他们喜欢结党，结合臭味相投的，排斥他们看不顺眼的。岂知愈是青少年愈怕被同一辈排斥，很多自杀的孩子都是因为没有朋友，感觉孤独而走上绝路。所以我们非但要注意自己孩子有没有被排斥，也得教导孩子不可以排斥别人。
中国因为一胎政策，孩子已经不多了，我们要把每个孩子看成是自己的，让每个孩子都得到关怀。甚至在知道别家孩子有心情困扰的时候，主动告诉他们师长。而且千万别认为得忧郁症是不光采的事，要知道那种要求完美和多愁善感的特质，如果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往往可以成就伟大的事业。

　　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精神看得很重要。《大学的精神》不必说了，《逝去的大学》最初就叫《大学精神今安在》，编者并不讳言，选编此书的目的，就是“找寻失去的大学精神”。逝去者，失去也。所以，这两本书中，前人写的文章和写前人的文章要大大多于今人写的文章和写今人的文章。这也使得二书都有很浓重的怀旧的意味，但不是简单的今不如昔。实际上，编者的出发点还是放在反思当下大学的处境，探索教育改革应该持有的方向。这是每一个关心大学命运的人都不应该回避的。

　　具体言之，大学精神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有哪些内涵呢？这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两本书都选择了回忆北大、清华的文章，都选择了回忆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的文章，那么，所谓大学精神，难道不是包含在他们的全部教育实践中吗？比如蔡元培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人格教育”，正是所谓大学精神的重要表述之一。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指出：“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可悲的是，这样可以“虑及久远”的教育家在当下反而是不被认可的，至少是不合乎现代潮流的。社会上很多人都把上大学设定为自己的目标，但是，现在的大学能不能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装载知识的容器？对此，我们是很不乐观的。

　　爱因斯坦说：“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他的这番话包含着他在学生时代的切身感受。如果以人的受到伤害为代价求得知识，其实是有点儿得不偿失的。在这方面，两本书都选编了一定数量的研究大学办学理念的文章。我们不是办大学的人，我们只是作为父母希望把自己的儿女送进大学里面去，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明白了教育的目的是充分发展个人的一切能力和个性，使之成为一个意识到自己尊严的、有教养的、独立自由的公民，那么，我们还会不惜一切代价逼迫儿女过高考这座独木桥吗？在这个意义上说，《逝去的大学》或《大学的精神》不是完全给教育界人士准备的，它的读者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多得多。

——读朱向前的军旅文学评论<?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作为军旅文学批评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朱向前曾经是一位专职教授的传道者，在中国军旅艺术的最高学府也是唯一的军队艺术淬火的圣地进行受业，影响了大批的青年学子，而如今他又走上了军旅艺术领域的行政管理岗位。然而不论其身处何处，对于中国当代军旅文学批评的热情与忠贞始终没有降低丝毫，先后发表和出版了数量巨大且非常具有价值的军旅文学评论文字，难怪众多的军旅作家都把其作为艺术创作上的诤友，更有军旅作家陈怀国把他和周政保、张志忠合称为“中国军旅文学评论的三剑客”。

    的确，很少有评论家能像朱向前这样，如对爱情一样坚贞的始终从事一个领域的研究与耕耘。读他的军旅文学评论，让我的心中始终萦绕着这样的一个谜？因为总在一片园地里耕耘虽然容易精耕细作，游刃有余，但毕竟限制发挥批评家的才能与视野，很容易产生反复作业的烦躁与无聊。我在读完了朱向前的几本关于军旅文学的评论文集之后，才明白他的这种坚执源于对绿色军营激情满怀的炽爱，源自于对军旅文学事业的一腔痴情，这些都在不断地促使他在这片园地里寻找和开拓新的空间，为军旅文学评论事业增添不息的活力。

    朱向前的军旅文学评论是趋向于当代的尤其是当下的军旅文学的现状，这便促使他产生了“军旅文学”这一不同于“军事文学”的新鲜概念，原因是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战争与军事斗争不再是军旅作家的视野和生存体验，对和平时期军营和军人生活的描摹改变了军旅文学研究与批评的新的领域与境界。朱向前对于这一“军旅文学”不遗余力的鼓吹与应用，是有其为新的历史生态环境下军旅文学创作与研究提供更为人性化、人文化的宽广舞台的建设性塑造，显示了他根据时代环境实现自己文学理念的一种努力，“（上个世纪）90年代的军旅作家（军旅文学）正在告别昔日那个被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所包裹过的‘军事文学’，逐渐走出政治化、走出宣传化，而回归与创造更加艺术化更加审美化的军旅文学。”（《“军事文学”与“军旅文学”辩》）朱向前的军旅文学评论是和他的文学创作经历同步和交叉的，他的研究的重要作品与作家均是和他同步走上文坛的作家抑或他的晚辈，这种近距离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带有很大的勇气和开拓精神气质，因为在没有研究资料可供参考的前提下，解读作品和寻找理性的感悟则更显一位批评家的勇气与自信。当年，那个第一篇评论文章就发在《文学评论》上，那个走到隔壁对伏在案子上的那个平阔的后脑勺说：“莫言，我要研究你。”从而写下了第一篇批评研究莫言的文章并在中国的批评界引起了一定反响的朱向前，还只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学生，只是一个刚刚涉笔、初见成果的文学青年作家，而他真正操守批评这把利剑，却只是感到一种急切表达的欲望，一种感觉到面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而不发一言，不是批评家的麻木，便是批评家的失职。（《跋<红-黄-绿>》）如今，已经将近20年的匆匆岁月流逝，在批评领域，尤其是军旅文学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不息的犁耕，也收获了许多美好的丰饶与美丽。

    综观朱向前的军旅文学的研究与批评，他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当代军旅文学，汇成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在对新军旅作家的研究中，他把朱苏进、莫言、周涛三位当红的军旅作家放置一起，相互映照，彰显三位具有潜力的作家所特有的迥异风格和特点，他所命名的“新军旅作家三剑客”的称号也在文坛不胫而走。在对新时期的军旅作家的研究中，朱向前发现活跃在创作道路上的两类特征分明的青年军旅作家，他们分别以军旅子弟军旅作家和唱响“农家军歌”的农民子弟军旅作家而分庭军旅文坛，他最终以建设性的思维提出要寻找两类青年军人的“合点”，以共同的合力创造更有价值的作品。在对军旅文学杂志《昆仑》发展历程的回顾，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方式梳理了近二十年来当代军旅文学作品的成就、现象、特点与风格。（《<昆仑>与我们》）朱向前的军旅文学评论区别与那些高深晦涩的学院式经文，即使是学术论文，也散发着优美的诗意之美，是思想与艺术的交相辉映。他非常欣赏作家兼学者的北大教授曹文轩，正因为两人在审美情趣与风格上的一致性，对古典主义的文学的迷恋与追求，曹文轩认为“美的力量大于思想的力量”，朱向前则坚执地认为，“文学的本质之一就是‘向后看’，就是‘挽歌’，就是寻找人类在前进道路上失去的而永远寻找不到的精神家园。文学不可替代的作用和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永不疲倦、永饱青春激情地对这失去的家园唱出一支支缠绵悱恻、美艳凄婉的挽歌，”（《一曲充满悲悯精神的美艳“挽歌”》）因而他高声宣布“美的力量是无敌的”，他崇尚的是“美文主义”。别林斯基谈到文学创作和批评时讲到，创作者必须要有一种强烈的力量、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去支撑着他、推动着他。这种力量、这种激情就是热情。朱向前的军旅文学批评始终洋溢着这种热情和乐观的格调，尤其是对当下青年作家的批评，很少有失望，有沮丧的时候，总是鼓励多于批评，希望多于失望。这从他的众多的文学批评文字中可以深深地领悟得到，如他高度称赞青年作家柳建伟的《北方城郭》，连续在《作家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撰文进行热情洋溢地介绍、推荐和批评，甚至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所做的文章，有三分之一与《北方城郭》有关，字数超过了五万。（《突出重围的“文学推土机”》）更为让人敬佩的是他以超人的阅读量对那些还处于探索和前进状态中的青年作家和许多艺术水准和思想力度一般的军旅文学作品予以撰文鼓励，以推心置腹和热情洋溢的言语进行品评和指点，这在当代批评界更是非常难得。所有的这些也许都来自于他作为一个批评家的真诚，“我的追求，一是说真话，二是认真说。永远努力做好笔下这一篇。”（《跋<红-黄-绿>》）他的热情就体现在他的“认真说”上，而他的“说真话”，则体现在他热情背后的冷静，而不完全是意味着盲目的乐观，如他批评朱苏进的《炮群》是“半部杰作”，批评柳建伟的《北方城郭》“是大作，而不是精品”，批评唐韵的散文作品《我们的蜗居和飞鸟》“视界面和生活面都还不够开阔，或者干脆说有些狭隘”，缺乏更深厚的大文化的举托和更丰腴的纯文学的滋养。

     批评家把批评这把利剑紧握手中，就犹如一名剑客，除了剑术的高超与奇妙，内心里必须含蕴一股不可抵挡的正气，否则他在面对高于自己的对手时从内心里就开始溃败，从而不战自败。读朱向前的军旅文学批评，让我忽然有了这样的类比，一方面是因为批评这支威严和令人敬重的利剑，一方面则是因为军旅文学中的金戈铁马、战火硝烟、生死临界和英雄战将；批评家则是驰纵疆场，挥剑入阵的冲锋勇士。而从他身中所散发的那种勇猛、机敏、警觉、犀利、善良和因此而拥有的无畏之美让我们从内心里生出敬仰。批评是一种声音，纯净而浸透炽热；批评是一种力量，破坏之中常常蕴涵智慧与理性的建设，我们正是期待着这种批评，一种能够净化和升华我们每一颗心灵的音乐，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之所言：“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他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也把他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是狭着风暴的闪电。”

    军旅作家徐怀中曾说过：“创作与批评犹如车之双轮。”由此足见批评之重要，然而时至今日，我们难以发现更为完备的军旅文学理论和批评体系的建构，难以诞生一流的军旅文学批评大师，甚至很少能诞生一部真正厚重、完美和系统的军旅文学研究著作，这样的状况怎么能去依靠批评去引导我们的作家去创造出像《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西线无战事》这样的世界军事文学名著，结果只能是创作者的盲目与无序，批评家的被动与平庸。近年来，在军旅文学战线上，我们产生了莫言、朱苏进、阎连科、周大新等一批才华与思想一流的小说作家，产生了周涛、朱增泉、李存葆、钱钢这样一批艺术与思想卓越的散文家、诗人和报告文学家；然而我们却在寥寥不多的军旅文学批评家队伍中难以发现真正一流的批评大师！更为严峻的情况已经出现，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优秀创作者已经开始悄悄从军旅文学的创作领域退却，这种严重的失衡让人心惊，“如果两者之间的失衡不能尽快做出调整，势必反过来对军旅文学创作的发展势头形成遏制，对其前景布下阴影。军旅文学理论批评任重而道远。”（《一只失衡的“轮子”》）即使如此，但我们依然还是看到在军旅文学这块绿色的圣地中，以朱向前为领军的人马正在集结出发，鼓声已经响起，利箭已经上弦，寂寞的坚守与跋涉之后将是喷薄的爆发。








注释：此为旧文，丢失已久，昨天找到样报，又敲了一遍，这文章曾是自己报考研究生时的见面礼，想来已经整五载了。





——原载《读书时报》2003年11月19日，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中国文学》索引。